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系统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题，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文化立场与哲学思维、学理架构与实践等方面，实现对西方传统民族学科的基础性、系统性突破与修正；要重点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所基于的文化视野、价值追求、关于民族基本属性的理论核心主张等逻辑基础和基础理论问题；要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总路径，为妥善应对理论与实践交织的复杂而重要的具体问题做好理论准备。

一、文明视野：在文化现象与民族现象一致匹配关系中研究民族问题

民族演进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社会形态演进的进程与结果。民族研究视野应定位于人类文明形态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厚德载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学科理论视野、哲学思维等学术基底上，与西方传统民族学理论进行碰撞，必然要求对后者作出相应修正。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把民族学研究视域拓展到人类社会演进的全域全过程，以不同文明条件和背景为前提条件，使民族学覆盖不同文明板块，提供了揭示民族本质及运动规律的新视野。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通过文明形态视野，考察不同文化价值观背景下的民族演进运动及其互动，使民族依托的文化背景与其交互的实践相吻合。在学科理论与实践关系一致性互动上，解决西方传统民族学理论的文化设定与不同文化背景下民族运动实践之间的时空错位问题。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立足中国历史，以中国哲学、文化价值观为背景，对自身价值判断、目标追求、衡量标准等进行前提性设定，并展开理论体系构建。

西方传统民族学根植于西方社会，以西方文化价值、思维、实践主导构建，西方价值观自然成为民族学理论架构的预设性基础。人文社会科学不能忽视文明差异所决定的对价值观进行前提性设定的差异，要把学科理论显性或暗含（自明性）的哲学思维和价值预设作为首要问题。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不少人开始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一个可能被忽视或轻视了的问题是学科暗含的对价值观的前提性设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一些学科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时，就可能会面临文化理念错位、基础理论支撑不足等“卡壳”“卡脖子”问题。

二、哲学价值观：对西方传统民族学理论价值观预设的修正

文明形态差异归结于哲学思维和价值观不同。西方现代文明着眼点是个体，中华文明强调整体。西方以“教法”为文化背景和运动主线，中华文明主张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用德治规范主流价值、社会秩序建构。作为人类文明特有板块，在历史文化传统、客观条件、驱动力量、方向选择等方面，中国的民族演进与西方相去甚远。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基于中华文明价值观，坚持以“整体”“大同”等观念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思维和价值指引，势必对西方传统民族学理论架构的价值观前提及理论架构进行审视修正。一是修正民族学理论设立的前提条件，涉及文化视野、哲学思维、价值观预设等。二是对基于中华文明哲学、价值、体制与实践为支撑的民族学基础理论与体系进行调整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以修正传统理论为前提，进而创新基础理论来因应、破解民族学面临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新老问题，推动民族学创新发展。社会科学相关力量要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哲学思维方面的突破，认识其在加快中国特色民族学建设、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三、核心主张：民族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形态文化属性

在起点上认识民族，强调的是民族的自然属性特征。但是，在过程和结果上认识民族，更多看到的是民族社会运动的历程和结果，强调的是文化与社会综合（社会形态文化）属性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强调民族学考察最基本的维度，即社会形态文化，把民族作为时空维度与社会维度叠加的相对概念。民族作为历史范畴，其演进主导、决定性力量是文化社会运动而非自然因素。民族是以自然属性为起点、以文化社会属性为终点，集自然与文化社会属性为一体的社会形态文化共同（群）体。

社会运动的文化起点和价值选择与导向又是不同的。文化是民族演进的主导动力、因素。现代民族大多为文化与社会要素共同群体，基本属性为社会性、文化性而不是自然特征。因此，民族的本质在于以文化为内核的社会形态文化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坚持把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体现出对民族基本属性为文化社会属性的认识定位。

中华民族演进史与中华文化相辅相成，是人类文明层级上的板块历程，历经数千年形成了独具特点的运动范式、轨迹和结果：以“一体”价值目标为主导，以政治与道德为纽带，各群体间经济、文化、自然全要素的互动、连接、融合、归聚。“一体”的核心是政治社会制度整体化，“一体”的内涵是道德规范、语言文字、礼制同一化。文化的多元一体与整体化，是贯穿中华文明史的一条主线，形塑了中华民族的典型特征。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了强大引领。

四、构建路径：建设中国特色民族学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包括理论之道。解决民族工作实践重大问题，必须加快基础理论建设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要推进中国特色民族学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具体实践。需要指出的是，建构与解构是共同体建设的两个方面。“进取性”构建必然意味着“防御性”反解构，即解构分离主义。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彰显中国历史文化与理论特质，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构建国家共同记忆，描绘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远景。同时，以下两条路径需要得到足够重视：

第一，中国古代就形成的“国人”人群认知思维，已经积淀为各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和路径依赖。要聚焦增进共同性，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和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第二，“德化”“德服”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路径，孕育出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加强边疆治理的智慧和模式。中央王朝以“德治”“德服”强化了“大一统”的精神聚合。要充分发掘“德化”的历史智慧和现代价值。

此外，要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例如，长期以来，由于民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学术问题的分歧或模糊，加之一些政治力量的工具化，民族的文化社会属性被曲解、泛化，出现了单纯以语言或宗教来定义民族的“语言民族”“宗教民族”观点，造成了社会思想认识问题。要清晰揭示民族的文化社会本质属性，廓清民族与语言、宗教的关系，做好理论梳理和建设工作，一手抓共同体意识建构，一手抓“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解构。

又如，当前在面对重大现实问题时，民族学还存在国际视野、国际影响方面的局限。对有关民族源流问题的研究，在立定于中华文化圈基本视野的同时，也须主动掌握并驾驭更多域外史据史料，更加积极有效地争取学术主动，实现学术主导。

 

 

 

 

 

（转载自：中国民族报）